自從公開康寧托兒所失落的一年一文之後,很感謝各界的幫忙,開始有議員、立委和記者關切這件事,這兩天有位議員留言給我,說她們向社會局關切這件事,但社會局的回答卻是「公辦民營」基本上類似私營,並沒有向社會局提供會議資料的義務。

想想當初孩子還在這間學校裏的時候,我追著學校老師、所長問孩子是否異常是否需要看醫生的時候他們閃閃躲躲的態度,這種「內部文件」怎麼可能攤開來給家長看?我完全是聽了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中華幼兒教育發展基金會辦理的台北市公設民營康寧托兒所所長梁偉莉所說:「我們有針對孩子的狀況開過會,也有會議記錄....」實際上卻都沒有告訴家長,這才驚覺園所辦學的態度有問題。

令人疑惑的是社會局的回應。既然是公辦民營,表示是社會局委托辦學的,我們是因為它公辦民營,以為有政府把關會比純私營來得有保障而把孩子送進去上學,因為以為有政府把關所以可以安心信任老師和所長,如今發生事情,而且事情鬧大了,又說公辦民營其實類似私營,對調查與監督推三阻四說對方沒有義務配合....那何必還要有什麼公辦民營?全部畫作私營叫家長自求多福就好了,何必任由商家打著政府公辦民營的旗號,拿著政府的資源和信譽卻完全營利導向,最後再留個把柄給民代找麻煩呢?更何況,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中華幼兒教育發展基金會辦理的台北市公設民營康寧托兒所歷年來評鑑的成績還不差呢!我們的故事突顯出來的,就是把一個學校交託給一個對早療完全沒有概念的機構去管理經營是一件多麼危險的事。

經營康寧托兒所的中華幼兒教育發展基金會,它是臺灣省教育廳捐資成立,宗旨是「以創造幼兒教育良性發展環境,提昇幼教品質,護益幼苗成長」「集合學者、專家及經營者建立共識, 成立輔導團體,共同提昇幼教水準。…」卻只會說要在教室裡裝很多電腦,早療這種幼教基本專業完全不當一回事,網站上只有收支表,和組團考察去大陸辦幼稚園的廣告。

昨天早上,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中華幼兒教育發展基金會辦理的台北市公設民營康寧托兒所所長梁偉莉打電話給我,說她想立刻到我家來談談,那時米花剛起床,家裏最近因為太忙沒時間整理,比較貼近實情的說法是亂到連好好坐下來地方都沒有,我有點為難,於是她問我是否打理好米花後到學校去談?大約半小時後?我以為我可以的,結果掛上電話後米花因為感冒吐了一床,等我整理好之後差不多該餵他吃午飯了,下午還有親職講座和餡餡的課要跑,我不知道梁所長有什麼事那麼急著找我談,想當初我發現突然間學校聯絡簿上老師的留言少了,接送時口頭交待孩子在校情況也不如剛送到學校時頻繁,我追著所長問為什麼、追著老師問孩子怪怪的是我太神經還是應該帶去哪裏看醫生的時候,我還記得梁所長說孩子在校都很正常,老師就不會多寫聯絡簿不會多交待什麼,要我放心;想當初除了每天接送孩子,我每周到學校講故事,學校有需要我全力支援,學校有活動我幾乎全部參加,想當初我有的是時間談,可惜她們都沒有空,如今我終於找到孩子的核心問題,眼看怕是為時已晚,除了小孩的療育之外我還去上醫生開的講座,設法多學一點教育特殊兒的技巧好幫助餡餡,我還有米花要照顧,可不是閒閒在家沒事做耶!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中華幼兒教育發展基金會辦理的台北市公設民營康寧托兒所的所長梁偉莉,妳現在知道錯在什麼地方了嗎?

這種被「小孩還小,長大會好」以及「我們尊重個別差異所以沒介入」耽誤的情況在社會上是常見的,學校裏基層的老師其實是整個教育體系裏最弱勢的人,她們的工作很艱難,工時很長,不但要照顧小小孩、應付各種家長,還要配合園長所長的要求才能保住飯碗,這些基層老師通常也是發生事情的時候被推出來殺頭的,如果所長沒有早療觀念,那麼基層老師即使有心也很難施展。單單處決一間托兒所、幾個基層老師,除了洩憤之外處罰不到真正該負起責任的人,也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癥節。如果我沒記錯,現在公設民營康寧托兒所裏大約有80個左右的小朋友,全台灣不知道有多少孩子還在托兒所裏,早療的觀念要如何在園所裏快速建立起來是當務之急,趕快立法讓早療的資源無阻礙地進入校園是當務之急,監督政府好好地落實早療政策是當務之急,監督社會局管好這些公設民營的托兒所是當務之急....我們不會只是個案,我們也沒辦法忍受國家用更多孩子們寶貴的早療黃金六年等待托兒所負責人學會什麼叫作早療、為什麼要早療、什麼叫作當個別差異超乎常模時就應該要介入,這些東西是進場之前就應該具備的基本專業知識,不是用孩子們的黃金療育期和家長的辛苦錢付學費,甚至是整個國家付出社會成本讓你從錯誤裏學習。

不專業的人,不應該辦學!

懇請各位繼續轉載這篇文章,我們必須凝聚民氣才能推動社會改革,我們做的這一切不單為了自己的孩子,願所有的孩子都能得到適切的資源與協助,但願我們的早療環境能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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